几亿农民流动起来的土地制度，会不同于城乡隔绝时代的土地制度。
鉴于这种情况，国内外好几个研究机构已从几年前开始发出‘地方政府的债务将会拖垮国有银行，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等警世危言。反过来这些地方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又有可能利用国有企业的经济资源向政府公务员进行贿赂。
美国底特律城市财政破产，是因为它在财政上独立于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支出主要用于消费项目，市政府理财不当而造成破产，不可能也不应该指望外人来解救，自己闯的祸必须由自己来收拾。地方政府也往往是靠这些地方国企的资产作为担保从银行借款。虽然也许个别地方政府自不量力，搞得过火，甚至乘机建设豪华办公楼等很多不应该搞的项目，但是发展地方经济来配合中央政府防止经济下滑的方针是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中央政府不能只怪地方政府乱花钱。本人无意当事后诸葛亮，也无意给中国政府的公式见解作注释，只是觉得那些常喊‘狼来了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忽视中国实际情况，按照西方国家的理论和经验做法给中国经济乱开的‘药方实在不靠普，总是让媒体弄得‘大惊小怪，让老百姓‘有惊无险，最后以‘狼来了的寓言故事而告终。因此目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剧增，经济发展速度回落，同样是政府下决心加快国有企业（尤其是无关国家重大经济命脉的地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佳时期。
这次地方政府债务激增，就是胡温政府推行‘四万亿政策时要求地方政府跟进中央方针的一个必然结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样的体制也确实防止某些地方上的风险不至于发展成像底特律破产那样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恶性状态。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来讲，最重要的部分是农民可不可以去找工作，而现在农民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找工作，如果他很聪明也可以上大学，如果是上了大学出来有了工作，他也可以从农民变成政府官员或经商，所以人力资本的流动及保护已经基本解决了。
这里讲的通缩和通胀，实际上是结构性的通缩和通胀。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私有产权，没有了私有产权，你积累的财富随时可以被人家拿走，大家就没有动力去拼命赚钱、拼命去积累知识及财富。所以改革一定是有原因的。这种机制就使得很多产权纠纷可以逐渐通过与政治相对隔离的法院逐步解决了。
我非常赞同有关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方面的改革建议。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是包产到户改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变革。同时也发展工商业地产市场，赋予30年产权。什么是市场？市场就是产权的交换，有人买、有人卖就形成市场。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比如说限购与限价，目的是不让投机投资者赚那么多钱，希望减少不公平。
它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党通过枪杆子掌握了政权以后，才有条件保护产权。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名义利率很低，负实际利率（特别是用更真实的通胀数据来计算实际利率）。而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可以按产权基础设施的程序来解决。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制度经济学里所说的存在租值耗散的问题。
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政府需要的不是企业，而是国有资产，因为资产可以用来去偿还负债。实际上，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政府拥有一票否决权也就够了。
如何降低租值耗散呢？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显示，我们需要清晰的产权界定、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与公平、公正及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人是要跟资本结合才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从一定意义上看，农民在村里还又一块相当于城市社保功能的土地。中国建立股票市场及其监管机构就是制度建设的过程。当资本及能源的价格太便宜时，就导致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在于，对发达国家适用的利率政策，对象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就不一定适用。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的企业从行政单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司，就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制度改革。但二、三线城市住房的空置率却很高。
实际上，美国、日本、欧洲的政府都主导制定无风险金融产品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象欧美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也会发生金融危机及能源危机。
有需求的话要考虑怎么最有效地供给。另外还有一些是属于高档的豪宅需求。
为什么西方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初那么轰轰烈烈会如此不声不响地平息了？主要是靠其与政治相对隔离的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首先就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归谁的？使用权如何界定的？交易平台是否公开、公正、有效？自然垄断的问题如何解决？污染及碳排放的权利与责任如何测量、界定？权利与责任不清不稳的自然资源如何定价？僵化的价格管制与分割的无监管市场同时存在，导致租值耗散现象严重，急需改革来建立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产权的交易、市场准入与产权纠纷解决的制度。
高风险的资产要付更多的利率，低风险的付更少的利率。改革是一个制度的建立与创新过程。那些山上的地不能种田，也不能干别的事，盖房子风景又好，你把富人赶到山上或郊外，城里的房产价格不一定会掉下来，但空间利用效率会提高（象香港、曼哈顿）。在能源方面，如果以政府管制的电价作为基准价格，则其他能源，如煤、油、天然气、太阳能等的市场供需价格都会受到影响。
接下来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就是在中国建立人力资本的产权保护，就是我们讲的保护民工的流动权利。集体行动是有交易成本的，因此历史上的制度转变不会都朝着降低交易费用和增加租值社会价值的方向发展。
可以把70%降到30%，即卖掉40%股权。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三百年前曾经就是）全球经济、社会、政治体、国际安全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日期的临近，各方人士也从经济、政治、法律等不同领域给出各自的改革路线图。因为这些案例的积累就使老百姓能形成预期，知道出现什么样的纠纷情况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但是用刚才的框架分析，就会发现新的挑战。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资本稀缺，但产能过剩。中国需要一个金融万里长城来保护国内的金融秩序，防止负实际利率的发生。问题在于供需的地域错配。
如何展开真正的、深远的改革而不让它变成革命呢？从思维框架上来讲，需要把改革都转变成很具体的技术性问题，如产权是怎么界定的？交易平台是怎么建立的？产权纠纷是怎么解决的？这些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只是细分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其中包括建立市场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生态秩序的产权基础设施，建立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国际安全秩序的制度基础设施等。商业住宅基本上是按照香港模式，赋予70年产权。
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国有股份不低于50%，就永远走不出国门。另一个是风险溢价，它是必须通过市场形成，但其形成的基础是政府主导确定的基准价格。
在这个趋同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中国相对欧美会有更多通胀（或者RMB升值），而相反欧美相对中国会有更多通缩（或者USD贬值。《公司法》的出台直接导致了大量民营企业的出现与国有企业的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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